钱钟书有哪些品质（附事例）

锺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

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

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

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锺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

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

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

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

”表示要给钱锺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锺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锺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锺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

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

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

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

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锺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锺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

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

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

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

《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

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

”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锺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钱锺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

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

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

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

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

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柯灵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

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有人称钱锺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

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锺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锺书。

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

此言极是。

民国第一才子

钱锺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

“钟情于书”的大学者

钱锺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

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

俞平伯与钱锺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锺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

《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如：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

”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锺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的“狂”。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锺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

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的幽默乐观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实噩梦。

但就是再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锺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

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

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

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

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

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

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

《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锺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锺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锺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

钱锺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

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锺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锺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

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

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

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

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

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

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

《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锺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锺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

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锺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

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锺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

”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

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锺书偏要留在大陆。

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

”“文革”中，钱锺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锺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锺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

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

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锺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钱钟书和妻子女儿

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锺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钱锺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

钱锺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

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锺书的人宣传钱锺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锺书的误解和诋讦。

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锺书请教，钱锺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