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下面这一篇文章，是名人写的

回忆爱因斯坦

英费尔德

（一）

我第一次听到爱因斯坦的名字是在1917年，当时我正在雅盖隆斯基大学上二年级。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教理论物理的是纳坦松（Haтaнcoн）教授，他的讲课美极了：困难烟消云散，一切似乎都已完成、解决，又清楚，又利落。

他一面讲课，一面慢慢地品茶。

他拿一支湿粉笔在湿黑板上写字，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办法写出来的公式真是妙不可言。

这位教授有一张哲人的面孔。

他衣着华美，风度翩翩，讲起话来从容不迫。

在第二学年，他讲古典力学。

讲了两个星期，每周五节课。

没有课堂讨论，没有实验作业，连助教也没有。

在他的课上，我看到，数学能对事物进行卓越的综合，这种综合充满活力，引人入胜。

我怀着青年人的全部热忱，爱上了理论物理。

我在科学上心怀已久的梦想是致力于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自然规律。

这个梦想最后终于实现了。

学年结束的时候，纳坦松教授花了几个小时来讲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我第一次听到爱因斯坦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的洛伦兹变换。

那几堂课使我茅塞顿开。

虽然近40年过去了，但直至今日，写着公式的黑板依旧历历在目，教授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

毫今我还记得，纳坦松教授是怎样把爱因斯坦叫作“人才中的天才”的。

我还记得，相对论的严整和谐，相对论建立者勇于创新的精神，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建立起全新的观点，得到了奇怪的，有时甚至像是荒诞的结论。

那时，我还没有充分的预备知识，不能完全理解相对论的结构，但我知道，将来我会回到相对论那里去的。

当我后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按照德鲁得（Друде）的著作来学习麦克斯韦理论时，在我头脑里产生了第一个科学思想——将洛伦兹变换应用到电磁现象上去，为的是证实麦克斯韦方程在洛伦兹变换是否保持不变。

我以为自己作出了某种重要的新发现：麦克斯韦方程的不变性在洛伦兹变换下是成立的。

我把所得到的结果告诉纳坦松教授。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个工作爱因斯坦和彭加勒早在13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只不过他们工作得更好、更美、更完整。

他还告诉我：相对论正是发端于这个问题，后来在1908年，闵可夫斯基赋于这些研究以完美的数学形式。

这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我懂得了，必须先学习许多东西，然后才能着手工作。

日日夜夜仅思索麦克斯韦方程不变性的问题，使我体验到了创造所伴随着的种种欢愉和痛苦。

在大学生活的第五个年头，我贸然前往柏林，打算在柏林，在欧洲最卓越的大学之一结束我的学业。

我花费了许多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想进入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任教的大学。

然而，对于波兰人的敌意筑成了一堵墙，我的一切尝试都碰了壁。

有人劝我去求爱因斯坦帮忙。

当时在学术界，他名声极大，同时也受到恶毒的攻击。

我感到，为了自己个人的事情去打搅爱困斯坦，是孟浪无礼的行为。

但当时，能不能进柏林大学，对于我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给爱因斯坦家打了个电话。

“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

“在家。”

一位女人的声音回答。

“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

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

教授接见我一下行吗？”

“那当然行喽，最好你现在就来。”

我在哈柏兰大街（Haberlandstrasse）5号爱因斯坦住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

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真是喜出望外。

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

我说明了来意。

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

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

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

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

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

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事先细细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

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

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

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

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介绍信给普鲁士邦教育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

”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

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

他的推荐比我有力。

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

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

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

他甚至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他只知道一件事——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爱因斯坦是认识纳坦松教授的，而且很器重的。

这时候，我已经感到很自在了，可以问他那些和相对论有关的，当时正在折磨我的问题了。

关于韦尔（Weyl）对相对论所作的新的推广，他有什么看法呢？

“不，我不喜欢韦尔的新理论，但我很喜欢他的书。

可惜，他在第二版里，把自己的新理论加了进去，把那本书给糟蹋了。

你看，如果你拿两个氢原子，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把它们从地球上移到太阳上。

照韦尔的说法，这两个氢原子就会有不同的频率。

我不相信，原子的频率和它的过去有关。

”爱因斯坦大声地笑了，又像孩子似地说，“不，我不相信那个。”

我问他，相对论里的动量—能量张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这问题很难回答。

我在讲课的时候说过，广义相对论是建立在两根支柱上的：一根非常美、非常坚固，像大理石一般，那就是曲率张量；第二根很弱，像稻草一样，那就是动量—能量张量。

”爱因斯坦又爽朗地笑了，“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未来了。”

我告辞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以后16年里惟一的一次和爱因斯坦会面的情形。

这第一次会见，向我证实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