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
那会都是作揖,相当于鞠躬。
表示尊敬也不过是90度弯腰。
中国的跪拜礼是对长辈的远古就有了。
但是跪拜皇帝和大臣是元朝开始的。
跪礼的起源(一)元1230年,蒙古人征战金国打到一半的时候,蒙古贵族就发现一件让他们郁闷的事情:中原汉人太多,牛羊太少。
人肉不能吃,人皮既不如牛皮坚韧,又不如羊皮保暖,要那么多汉人有什么用?于是大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道奏章,后世很多人争论“悉空其人”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尽屠汉人还是仅仅将汉人赶走,汉人又能往哪里赶?考虑到蒙古人有大屠杀的嗜好,多数认为戮尽汉人的可能性偏大。
这时候,北方汉人的大救星耶律楚材出场了。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南征在即,军需从何而出?对汉人征税,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够军需,怎么能说无补呢?窝阔台说你试试看吧。
于是耶律楚材对汉人开始征税,一年后,征得价值约七十万两白银的财物。
窝阔台检查后十分开心,当即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引为左膀右臂。
两年后,蒙古大将速不台因为汴梁(开封)抵抗剧烈,破城前向窝阔台请示攻克后屠城。
大救星耶律楚材再次出场,他“驰入奏”,力谏窝阔台放下屠刀,窝阔台犹豫不决。
毕竟按照蒙古人的规矩,这种情况完全应该屠城,而且屠城是前线将士的意愿,大汗没理由回绝这样的“正当要求”。
于是经济学家耶律楚材再次施展绝活,说能工巧匠都聚集在汴梁,并报出汴梁一年生产多少盔甲弓箭,可供多少军队使用;杀光就全没了。
这才打动窝阔台的心,下旨除完颜家族外不可滥杀,汴梁城内一百多万汉人得以存活,不过所有女真人都被屠尽了。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耶律楚材,北方汉人是否已被杀得绝种?上面说的是耶律楚材对保存“汉”这个人种作出的巨大贡献。
事实上,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鲜为人知,意义却更加深远。
那就是对跪礼的改革。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跪有点特殊——双膝下跪。
因为中国人的跪源于正坐这样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其他民族没有这种坐姿,自然也少有双膝下跪。
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行跪礼,站立时行揖礼。
宋时中国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一般场合很少使用,数隆重的礼仪。
跪是谢礼的这一“华夏”概念,到蒙古人腿上被颠覆了。
蒙古人原本和西方人一样,行单膝下跪礼。
跪的适应症比中国广得多,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
蒙古人入主中原,将单膝跪也带过来,两种跪礼开始发生冲突。
因此完全汉化的耶律楚材对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
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
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
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
”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
从此,跪拜在蒙古国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
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跪礼的滥觞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耶律楚材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却又让中国人跪下去。
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位“楚材晋用”的大救星呢?蒙元开创中国面君跪拜,并且跪着上奏的恶习。
当时的礼仪是“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跪着向皇帝奏事,奏完还要趴地上才能起立,象藏民朝圣那样,真正斯文扫地。
康有为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曾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
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
”(二)明1368年,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的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华夏帝国——明。
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蒙古的野蛮习气早在中国扎根,并深深影响了大明。
于是,明这个终极版的华夏在礼仪上表现出与宋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方面,首当其冲就是跪。
明继承下蒙元的跪奏,只是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场合。
一般情况下无需那么多次。
大明的野性还表现在廷杖和凌迟这两个分别出自蒙元继承下来的酷刑。
廷杖就是朝堂之上打板子,刚开始还保留厚棉底衣,从正德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刘瑾施刑开始,底裤也去掉,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一棒接着一棒打,年老体弱的一顿打下来基本上非死即残。
“凌迟”一词原为契丹语,辽以前中国并无此刑,而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却能找到相似的刑罚。
这一本非中国的酷刑确象辫子、磕头一样被蒙古人和满人种到了中国人身上,在清末成为中国的标记,被西方人视为中国人野蛮残酷奴隶化的象征。
原因在于1904、1905年法国士兵在中国拍摄下凌迟的照片,后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欧洲发行引起震动,我不知道当时欧洲人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是否象我今天看到那样,恶心欲呕,我只知道不少欧洲的艺术家居然能从中得到灵感——搞艺术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变态。
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来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王朝。
只能讲,明之所以算华夏,不在他有跪拜和酷刑,而在他对跪拜和酷刑的态度。
下面说几个“反面典型”,第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清官海瑞。
明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中举,委派到福建南平县当县学的教谕(教委主任),海瑞自上任就订出“教约”:学生见老师只作揖,不下跪,严禁送礼。
第二年,他的顶头上司延平府视学来南平视察工作,海瑞带着左右二副手前去迎接,一见面,左右二人立马跪下,海瑞傲然屹立,只拱手作揖,把视学震得又羞又怒,半天冒出一句:“哪里来的山字笔架?”不得不承认,这个视学很有急智,一立二跪,活脱脱一个“山”字,“瑞”字里又带“山”,非常漂亮的一语双关。
海瑞的道理却很简单:朝廷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
我为什么要跪?从此海瑞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笔架博士”。
不久,御史前来视察学宫,南平县所有官员齐聚学宫迎接御史大人,一见到面,呼啦啦跪倒一片。
海瑞除外。
他依然只揖不跪。
御史大人气得火冒三丈,连饭都没吃就拂袖而去。
海瑞这一下想不出名都难了。
海瑞这么一个学历低微,把上下左右得罪得干干净净,指名道姓骂过皇帝,一章奏折把朝廷大员全部骂尽的“现行反革命”,居然越骂职位越高,最后官居二品,成为黎民百姓的偶像,公务员们的噩梦。
提拔庇护他的官员是不是脑袋都进水了?脑袋进水的应该不是明人,而是我们这些看着荧屏上的辫子戏与和珅的胁肩谄笑长大的不肖子孙。
海瑞如果活在今天,他能够生存下去吗?更不要谈什么到中央做部长了。
下面介绍第二个“反面典型”:张居正的夺情案。
万历七年十一月,翰林院的两个七品芝麻官吴中行和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守孝期间出理政事)。
我一直都纳闷,明人敢情不是喝人奶而是喝豹奶长大的。
七品就是个县级干部,居然敢弹劾内阁首辅(国务院总理),而且是那种大权独揽的首辅。
失心疯了?疯的不只这两人,艾穆与沈思孝随后跟进,弹劾张居正。
万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一顿暴打,瘦子吴中行几近气绝,被人以灵药起死回生;他的一条腿被医生割掉数十块腐肉,只剩白骨,落下终生残疾。
胖子赵用贤受伤相对轻些,但也“肉溃落如掌”。
此时,赵大人的老婆出场了:她把老公腿上脱落的腐肉制成腊肉藏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
生猛啊!更生猛的还在后面,新科进士邹元标拜别上面四具血肉模糊的身躯,于廷杖第二日,递上第五份弹劾张居正的奏折。
邹元标廷杖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不过大明就是大明,这五个大逆不道之徒居然“直声震天下。
中行、用贤并称吴、。
”以今天的标准看,明人都有些精神不正常:弹劾国家领导人排着上,要打要杀随你便。
我奇怪的是,这种变态的基因今天的中国人怎么没有继承下万分之一?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血性刚烈的一个王朝,一不搞和亲,二不签条约,谁不服,打痛为止。
王朝血性是因为他有血性的臣民,血性的臣民是因为他们有血性的君王。
当崇祯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豪言自缢殉国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三百年后同样的亡国之君溥仪却在舔倭寇的屁眼,卖国求荣。
皇帝都在卖国,匹夫有爱国的理由吗?近几年明清之争甚嚣尘上,实在是件滑稽的事情。
明朝做人,清廷做狗。
明和清就是人与狗的差别,这两个王朝哪有一点点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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