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

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

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

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

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

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

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

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

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

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

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

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

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

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

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

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

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

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

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

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

”(《荀子·富国》)。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

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

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

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

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

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

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

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

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四、赏罚分明的管理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

”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

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

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

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

“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

《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

知道，胜。

得众，胜。

左右和，胜。

量敌计险，胜。

”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

《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

”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

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

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

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