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张太雷：激情西瓜园血洒惠爱路

张太雷

起义领导人惨遭反共便衣冷枪

追念起广州起义的烈士时，人们第一个提起的是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暴动的三人革命委员会核心成员张太雷。

敌我难分靠红旗红带子识别

张太雷牺牲于192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地点在西瓜园（广州日报社现址）至公安局之间的惠爱西路（现中山六路）西园酒家附近。

张太雷牺牲的时候，与他同车的德国人纽曼是唯一的幸存者。

据他跑回来后向中国同志述说的情形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其他负责人了解，遇敌袭击的情况大致如下：

西瓜园大会结束后，已是下午两点多钟。

发表完激情演说的张太雷和纽曼、司机、卫士共4个人上了一辆敞篷汽车，向设在原公安局内的广州苏维埃政府驶去，还准备到附近的观音山阵地巡视一番。

当时参加起义的单位很多，特别是工人赤卫队的组织工作很差，时常分辨不出敌我，一再出现开枪误伤，只有靠脖子上的红带子和车子上的红旗来区别。

突然遇袭警卫枪还未出套

汽车离开西瓜园不远，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的街上突然出现了一群身着便装却拿长短枪的人，远远的也看不清他们脖子上到底扎没扎红领带。

当时在市内经常有穿便装的赤卫队员拿着武器巡逻，张太雷和纽曼以为这也是工人队伍。

张太雷的卫士是临时找来的，没有什么警卫工作经验的他坐在司机身边，对前面的人也未在意，手枪还装在枪套里，没有按照临战要求紧握在手。

迎面过来的这批人看见插着红旗的汽车，一声呼啸，马上散到路边举起枪来。

原来，他们是一伙反共的武装便衣。

后来，有消息证实，这伙人正是广州机器工会“体育队”中的敢死队，当时潜入市区就是要进行袭扰。

他们见到插着红旗的小汽车，认定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于是立即开枪射击。

司机急刹车反被敌人火力封锁

看见前面的人群散到路旁并举枪，司机立刻感到大势不好，马上紧急刹车。

其实这恰恰是一种糟糕的办法。

根据国际上反行刺的经验，行驶中的汽车如果遇到迎面的开枪袭击，最好的办法是开足马力猛冲过去，停车等于将自己静止地暴露在行刺者的火力封锁之下。

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红色工人哪里懂得这些呢？

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同时发现了险情，马上拔枪。

可是这时对方的枪已经响了。

张太雷顿时身中3弹，其中一弹命中了心窝，立即倒在车内。

卫士未来得及举枪射击，也当场中弹身亡。

司机待停车后拔出枪时，未来得及还击也牺牲了。

那个纽曼可能经过了德国工人起义时4年的汉堡巷战，多少有一点在汽车上防行刺的经验，敌人开枪时缩身躲在后座里。

枪声过后，他一下子跳下车飞跑而去，结果毫发未伤。

张太雷遗体至今不知所终

张太雷同志的遗体，据说是运回了公安局，可是显然是未来得及处理。

在起义接近失败的混乱中，可能也难以顾及此事。

据当时呆在公安局内的苏维埃政府的黄平回忆，他并未见到张太雷同志的尸体，只是傍晚时分有一个赤卫队员跑来报告说：“张太雷同志被乱枪打死了。

”随后，又将从张太雷遗体上找到的一个金链挂表交给了他。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的先烈张太雷同志的埋骨之处，迄今一直无人知晓。

当时的党内同志在撤退前未来得及将他安葬，国民党军入城后对烈士遗体也是随意堆在车上拉走，或草草埋于红花岗等荒地，或投入珠江。

然而墓与不墓，无碍英魂所寄，张太雷的形象和功绩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长存天地之间。

叶剑英

谁是党员？看他肩上扛几支枪

广州起义惨烈悲壮，但广州起义前，南下准备起义的部队就经受了不少困难的考验。

在第四军教导团准备南下参加起义的途中，除了长途行军的疲劳之外，正常供应也保障不了。

队伍又疲劳又饿，还要担心掉队后遭到土匪和不明真相的暴动农民的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要求党团员帮助非党同志扛枪，因此，行军中党员肩上常常扛着几支枪。

干革命不能光嘴巴能讲

困难重重，教导团的不少同学沮丧不堪，情绪又消沉。

当教导团行军遇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兼任团长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队伍里出现了，并留下来始终跟着大家一同走。

他身体健壮，精神很好，佩着武装带、骑着马在队伍前后来回跑，招呼大家不要掉队，看到走不动的同学，就把马让给他骑。

走了一天后，同学们个个累得直喘，同样与大家一起步行的叶剑英却仍然精神饱满。

到了宿营地，叶剑英集合队伍，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从两条腿就可以看出你们的出身。

现在该有体会了吧？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嘴巴都很能讲，可是爬山就没那么神气了。

干革命可不是简单的事啊，大家要咬紧牙关好好锻炼……”

党员团员要给非党同志扛枪

在行军开始后部队思想波动的情况下，共产党秘密支部负责人召开会议，要求加强领导并带动非党群众坚持行军。

“党团员在行军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帮助非党同志扛枪”，这一口号马上秘密传达到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后来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行军队伍中，这成为一种传统作风，人们常说，“想知道谁是党员，就看他肩上扛几支枪”。

教导团内的共产党员此时还是秘密的，在艰苦行军中出面帮助非党群众扛枪背包，自然在班里、排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在精神上成为凝聚同志们的核心。

有了团长叶剑英的严格要求和督促，有了全团的党团员的带头作用，几乎清一色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导团学员终于把艰苦的行军坚持了下来。

碧血丹心气壮山河

――广州起义烈士周文雍、陈铁军

周文雍原名周光宏，1905年8月生于开平市百合镇茅冈宝鼎村（凤凰里）。

1922年，17岁的周文雍在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就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鱼得水，参加了革命。

1923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学校团支部书记，1924年任团省委执行委员，奉党团指示，发动沙面洋务工人反对“新警律”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同年10月，他协助广东革命军一举平定买办阶级陈廉伯商团军反革命叛乱。

1925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沙面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工委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同年6月，他随杨殷、邓中夏等到香港参加发动省港大罢工。

1926年春，周文雍当选为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工委书记、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

10月1日，他领导失业工人向汪精卫请愿时被捕，拘在广州市警察局牢房。

党组织经内线约通，将其与其他被拘者调换身份，用布盖着，说是患上传染病，需速往就医，后备卡车在惠爱路与维新路口故意相撞，营救其脱险。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出身归侨富商家庭，父母早将她许配给佛山何含记盲公饼店大老板做孙媳。

她在读书（18岁）时写下自传，其中一段：“于今日学业未成，终生已定，既无抗击之能力，又无解决之良方，寸心如焚。

欲即此辍学，惟念自暴自弃，且前途幸福更成绝望。

”（《南方农村报》）。

陈铁军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在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读书，接受革命真理，投身革命斗争。

1925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即在党领导的广州大游行中，英法帝国主义水兵射击炮轰游行者。

她和工人一起在血泊中抵抗，抢救伤员。

广州成立罢工委员会，她负责宣传，她提出：“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慨！”她积极参加罢工斗争。

同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因在广州医院临产，被敌人侦知。

在千钧一发之际，陈铁军冒死前往报信，并护送邓颖超脱险。

1926年，陈铁军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两广妇女委员。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策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工人领袖进行大屠杀。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并派张太雷、叶挺及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配合，决定在广州发起武装起义，成立行动委员会，由周文雍任领导成员兼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12月11日，他率领工人赤卫队攻占广州市警察局，成立苏维埃政府，任人民劳动委员。

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反扑，起义军为保卫红色政权，与敌人浴血奋战，张太雷在丰宁路的西瓜园壮烈牺牲。

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党团组织及工农革命团体遭到严重破坏，转移到香港。

1928年1月，周文雍不顾个人安危，提出要回广州重建党组织，准备举行“春节骚动”，组织同意，并派陈铁军假以其妻子的身份随同他潜回广州，住在海珠中路七株榕乐安坊20号二楼。

不久，叛徒告密，两人同时被捕。

二人在狱中受尽引诱和酷刑，坚贞不屈。

最后，刽子手朱晖日亲自找他们“谈话”，递过纸笔，说：“写张‘自新’书，不单免死，保有官做！”见周文雍接拿笔墨，朱晖日窃喜。

岂料，周文雍借其笔墨回到狱中，在墙壁写上：“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碧血丹心，气壮山河，籍以发誓和鼓励同狱战友，气得朱晖日吹须瞪眼。

2月6日，敌人把周文雍、陈铁军解赴红花岗刑场。

他俩视死如归，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铁军凑近说：“我们俩结婚吧！”周文雍含笑点头。

陈铁军迅即宣布：“同胞们……我们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俩结婚的礼炮吧！”他们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亘古未见的“刑场上的婚礼”传遍神州大地。

周恩来赞扬其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